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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关键时期将小平南巡讲话传向世界
发布机构:本站原创    浏览次数:次 发布时间:2019-09-06

  1992年1月19日下午,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。左一为陈锡添。 图片由原深圳特区报摄影记者江式高提供

  1992年3月26日,陈锡添写的长篇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传遍海内外。

  “他,身体十分健康,炯炯的眼神,慈祥的笑脸,身着深灰色的夹克、黑色西裤,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。他的足迹,在时隔8年之后,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。”

  1992年,邓小平年南方视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陈锡添和他写的长篇新闻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,则将改革的讯息、伟人的声音传遍世界。

 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,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时,陈锡添回想当年,记忆犹新。

  1992年1月18日,陈锡添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委宣传部,被告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,并指定他为唯一 一个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。

  “通知说,明天上午8点钟,你坐市委书记李灏的车,到车站去接邓小平,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5天,你要全程陪同,进行采访。”陈锡添说,通知时还强调“责任重大,任务绝密”。

  陈锡添回忆,当时上级领导说得非常清楚,这项任务,老婆都不能告诉,回到家就跟家人说有公务,期间住在宾馆。

  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。9年前,42岁的他来到深圳,从学校教师重新回到新闻单位。因为表现突出,他只用了4年半时间,从一名普通记者晋升为副总编。1987年,广东省新闻界第一次评职称,陈锡添是深圳唯一破格评上“副高”的记者。

  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锐嗅觉,他意识到此次采访的意义非凡。“这次通知绕过了报社,直接由市委领导传达,通知口径也比以往更严格。”

  他当时也有预感,这次南巡不是一次简单的视察。“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特殊意义。”陈锡添说,在当时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争论中,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。“有人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,其他都变了样;也有人认为深圳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。导致大家开始迟疑,不敢闯、不敢试,改革开放事业止步不前。”

  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光是‘邓小平到深圳’这六个字,就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新闻。”陈锡添说。

  当年3月12日,《深圳特区报》曾编发半版邓小平的独家照片,陈锡添趁机撰写了500字的图片说明,但最终没有通过,仅保留了“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”的字样。

  “直到3月22日,当天是星期日,当天中午我穿着拖鞋到办公室取报纸,看到《南方日报》一版上,发表了一篇文章——《小平同志在“先科”人中间》。”陈锡添说,邓小平在深圳时,《南方日报》的记者并未随行采访,而是事后采访了先科公司的亲历者写成稿件。

  “看到这篇文章,我意识到,自己不能再等,必须要行动了。”陈锡添说,他立即赶回家,开始写作。

  这七个字来自唐朝诗人李贺《三月》的诗句,在念大学的时候,陈锡添就喜欢李贺的诗。

  “邓小平来的时候是春天,之后在深圳发表了这番谈话,势必在全国引起改革开放的春潮。”陈锡添说,“用这个题目是最合适不过,我觉得是点睛之笔。”

  “因为材料烂熟于心,书写情绪也心潮澎湃,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”从22日下午到24日,陈锡添用了2天半的时间,写下11000字的长篇通讯。

  25日,陈锡添把稿件拿到市里送审,当时的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杨广慧立即拍板:“发吧!稿子我就不看了,但要注意,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,不要写成神。”

  1992年的3月26日,《深圳特区报》头版刊登了陈锡添的11000多字的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——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》。

  报纸印刷前一晚,陈锡添一直守在报社,直到版面送到印刷厂。回家后尽管已是深夜,但陈锡添睡不着觉,“我不是怕丢官受处分,是怕弄错邓小平的话。邓小平的形象,国家的大事,才是真正重要的。”

  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,《羊城晚报》详细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;香港媒体反应迅速,编发消息;28日,上海《文汇报》、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也转载了;30日,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全文转载。

  3月30号晚上,陈锡添值夜班,突然听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“嚓嚓嚓嚓”打个没完,原来新华社发了他的稿子。

  新华社的转载只改动了一个字,去掉原文中“时针正指9点正”后面的“正”字。陈锡添这才如释重负。

 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是他的同班同学,打电话对他说:“你成功了!文章到哪里去,你的名字也就到哪里了!”

  “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两点,一是原汁原味地传达小平的讲话,另一方面是用很多细节去描绘去表现他的人格魅力。”陈锡添说,邓小平集伟大与平凡于一身,“他伟大的方面,很多人都知道了,所以我着重写他平凡的一面。”

 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,列车准时驶入深圳站,邓小平走了出来。“我从旁观察,邓小平身穿灰色夹克,与慈祥的普通老人并无区别。”

  然而,第二天陈锡添就接到通知,邓小平自己提出“三不”:不题词,不接见,不报道。

  陈锡添倍感失落,“这是党重要的历史事件啊”。而且,他听了邓小平的谈话,觉得这些内容非常重要,“他是有感而发,不吐不快,而且针对性非常强”。

  采访的时候,不准录音,陈锡添只能靠笔记录,边走边拿香烟盒大小的纸片记录梗概。有时不能跟邓小平一辆车,到站下车后,他会立即找到同车的领导,反复采访,以此记录下邓小平在车上的谈话。

  为了防止错过谈话的内容,陈锡添尽可能的向邓小平“靠近”。“站的时候,我拼命往前挤,几乎成了小平的贴身保镖。坐的时候,首先打听邓小平坐在哪里,然后先坐在他后面。”陈锡添说,“反正是想尽办法靠近他,他谈话的细节,他的表情、动作,我都会记下来。”

  白天记录,晚上回去开始整理笔记。当时陈锡添和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住一个房间,他们一起拟出提纲,然后回忆内容,趁热打铁把谈话记录下来,尽量还原邓小平说的线日,邓小平离开深圳去珠海。当晚,他和吴松营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完毕交给市委,5天记了70多页笔记。这份名为《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,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》,共一万三千多字,成为一份珍贵的记录。这些文字后来成为《邓小平文选》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——《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的组成内容。

  发稿时正值全国两会,刊载这篇报道的《深圳特区报》送到北京广东团驻地后,马上被抢光。“别的省市代表团知道后,也都来抢这张报纸,第二天又送去一批,又被抢光了,期间报纸还加印过。”陈锡添说,因为这篇报道,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精神开始被参加两会的代表们所知,“代表们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对政府工作报告提了很多修改意见,政府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了许多地方。最重要的修改是经济发展的指标,速度从6%改为9%。”

  这篇文章在海外同样引发关注,几大通讯社分别转发了稿件。国内《参考消息》在4月2日将各个通讯社发的内容摘要发出,“小平的声音一下子就传遍了全中国、全世界。”

  “我作为一个记者,有这个责任,把小平的谈话报道出去。”如今回忆起来,陈锡添说,kj138开奖结果,邓小平的谈话针对性强、指导性强,可以破解社会上种种不正确的舆论。把邓小平的话传达出去,会扭转当时整个局面,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。“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小平同志提出的“在姓‘资‘姓‘社’问题上不要争论”,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等论点以及“三个有利于”标准,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,改革春风从此吹遍华夏大地。”

  陈锡添回忆说,当时有两句话原本是写在底稿上的,思虑再三后,最终还是给删掉了。这两句话是:“不要搞政治运动,不要搞形式主义,领导头脑要清醒,不要影响工作。”“年纪大了,要自觉下来,否则容易犯错误。像我这样年纪老了,记忆力差,讲话又口吃,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,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。”

  “现在想想,还是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。”陈锡添说,虽然这篇报道是他一生的巅峰之作,“但这也成为我一个终身遗憾。”

  陈锡添老家在广东新会,高中时代就是一名“学霸”。1961年,陈锡添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成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主要作者胡福明的师弟。

  大学毕业后,陈锡添进入湖北日报社工作。工作了10个月后,他被调到到湖北一农场锻炼。“新闻工作的板凳还没坐热,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。”

  一年以后,湖北日报社不再留用任何大学生,全部重新分配。陈锡添离开新闻单位。后来,在湖北咸宁县广播站工作过,又到第二汽车厂设备修造分厂担任办公室副主任,最后成为广州外语学院(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)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。

  1981年,回母校新会三中参加一次集会,学校请他向校友讲话,“我却对自己多年来的东碰西撞、一事无成大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慨,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,再也讲不下去。”

  1983年,陈锡添去深圳旅游,感受到了活力和希望。“我被深圳感染了,感觉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劲,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到新闻本行中去。”

  虽然已经42岁,但他将自己的日程全天排满。白天听领导吩咐外出采访,晚上骑着自行车在市井街头寻找艺术家、企业家、医生,甚至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,采写人物通讯、报告文学,记录下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人。

  对于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所产生的影响,陈锡添说,他只是历史转折瞬间的记录者,完成了一位新闻人的使命。人 物 名 片陈锡添

  1941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,高级记者。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;1983年12月调到深圳特区报,历任记者、部主任、副总编、总编辑;1999年出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。长篇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——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、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、广东新闻奖特别奖等荣誉。2012年获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。

  代表作品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文章,线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所做的重要谈线日出版的《深圳特区报》一版头条位置,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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